溥儀在東京審判中都說了些什么

1946年8月16日，在東京審判中，有一位特殊證人的出場轟動了整個遠東國際法庭，這位特殊的證人，就是中國末代皇帝——溥儀。

皇帝、廢帝、傀儡、囚犯、普通公民……這位末代皇帝一生扮演了太多角色，但8月16日這一天起，溥儀作為日本侵略中國東北的直接見證人，作為偽滿洲國的傀儡皇帝，開始了連續(xù)八天、每天6小時的出庭作證。

溥儀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證人席上

“我生在北京，名字叫溥儀，本來是滿洲姓，愛新覺羅·溥儀。”

出庭作證的第一天，在證人席上的溥儀身著西裝，戴一副玳瑁邊眼鏡，操著一口標準的北京腔向眾人做自我介紹，時不時還會講幾句英語解釋或者糾正一下翻譯錯誤。

然而審判進行得并沒那么順利，談到日軍侵略暴行，溥儀屢屢拍案控訴、情緒激動，而他也多次被被告辯護人對溥儀展開了激烈的盤問，甚至千方百計地想要證明溥儀在說謊。

國民政府軍政部次長秦德純到庭作證時，說日本“到處殺人放火，無所不為”，被斥為空無實據(jù)，幾乎被轟下證人臺。事后，秦德純氣憤地說：“這哪里是我們審判戰(zhàn)犯，還不如說是戰(zhàn)犯審判我們。”

日本甲級戰(zhàn)犯梅津美治郎的辯護律師直接向溥儀發(fā)起了肉搏式攻擊：“你知道中國給你的罪名是協(xié)助日本嗎?”另有被告律師當場盤問溥儀：“你在本法庭的證言有沒有被脅迫，或者有隱瞞不說的嗎?”這個時候的溥儀，早已不是曾經(jīng)那個懷抱帝制希望與夢想的少年天子。坐在證人席上，溥儀的內(nèi)心并不平靜。因為直到他乘飛機從蘇聯(lián)到日本，途中他還在惴惴不安地揣測，自己不是去作證，而是被送回中國受審。

這么多年來，他成功地擺脫了無數(shù)的“危險”。近代中國革命帶來的危機，袁世凱的狼子野心，張勛復辟，馮玉祥的暴行……他以為自己逃離了腐朽的宮廷，卻沒想到宮外的世界更加充滿了陰謀詭計;他以為自己逃出了反滿狂熱分子的暗殺，卻終究逃不過日本侵略者的脅迫……

要知道，彼時彼刻在被告席上與溥儀遙遙相望的很多甲級戰(zhàn)犯都和溥儀有著直接的關系，比如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賢二、梅津美治郎，這些人曾經(jīng)視溥儀為提線木偶，如今，溥儀在法庭上所說的每一句話卻都有可能成為送他們上斷頭臺的有力證詞。重壓之下的溥儀頂住了辯護律師的輪番恐嚇，他右手指尖搭在桌沿，左手托著下巴，義正言辭道：“完全沒有人威脅，沒有人對我說什么話，完全我自動的，我自己所知的事情，我說實話”。

溥儀在證人席上與戰(zhàn)犯辯護律師舌戰(zhàn)

關于這長達八天的出庭作證，溥儀在自己晚年寫的回憶錄《我的前半生》中這樣評價自己在遠東國際法庭上的表現(xiàn)：“我被召到東京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去作證，痛快淋漓地控訴了日本戰(zhàn)犯”。這八天，他為法庭提供了日本發(fā)動“九一八事變”、扶植偽滿洲國最有力的證人證言，然而這八天，溥儀為了開脫自己的罪責，也隱瞞了部分事實。

作為綁在日本戰(zhàn)車上的偽滿洲國“皇帝”，日本的每項罪行，自己都脫不了干系。在東北做了十多年的偽滿洲國“皇帝”，溥儀自知罪責難逃，回國受審的可能，一直刺激著溥儀的神經(jīng)。晚年，回想起東京審判出庭作證，溥儀寫下了這樣的文字：“我仍然感到很大的遺憾。由于那時我害怕將來會受到祖國的懲罰，心中顧慮重重，雖然我確實說出了日本侵略者一部分的罪惡事實，但是為了掩蓋自己，我又掩蓋了一部分與自己罪行有關的歷史真相。”

(全文完）